“上午7點至晚上11點，手機必須處于開機狀態(tài)，并開通來電短信提醒功能。5小時內必須回復短信或電話。”這條規(guī)定既不是員工守則也不是好老公標準，而是出自一份研究生科研學習準則。
7月1日，大多數高校仍沉浸在繁忙緊張的期末考試中，中南大學地球科學與信息物理學院副教授陳儒軍把一篇名為《陳儒軍研究生學習科研準則》的文章發(fā)布到科研人員聚集的科學網上。一文驚起千層浪，這份準則隨即被網友評價為“嚴格到令人窒息”，甚至有人直呼“變態(tài)”，陳儒軍本人也被人稱作是“史上最嚴導師”。
這篇文章引起的爭議到底有多大?用陳儒軍本人的話說，“強烈反對的人達到60%”。不少研究生說這樣管得太死、限制太多，“這跟給小學生布置家庭作業(yè)有什么分別?”“這是雇傭關系而不是師生關系!”但也有支持者稱贊陳儒軍是負責任的好老師，要求嚴格是對學生好，“沒有規(guī)矩不成方圓”。
兩天后，陳儒軍在網上發(fā)布了《曬曬我指導研究生的成績》一文，以此來回應爭議，“我感到國內的研究生管理水平令人擔憂。有不少導師抱怨學生不自覺學習，問題是作為導師你有沒有制定切實可行的管理制度?”然而，爭議并未停止，甚至愈演愈烈，一場有關研究生與導師關系的探討也就此展開。
為什么這么“嚴”：“只有無能的將軍沒有無能的士兵”
在這份共15條規(guī)定的“學習準則”中，陳儒軍明確規(guī)定“每周日晚9點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向我郵箱發(fā)送一份一周的學習科研總結及下周的學習科研計劃”。同樣，每月、每季度、每半年，學生都被要求發(fā)送科研總結和科研計劃到陳儒軍的郵箱。另外，學生研一期間被要求精讀導師指定的外文專著兩本，對每本專著定期匯報口頭或書面讀書心得及總結。每本專著對應的匯報次數不低于10次。研二期間則被要求精讀中外文獻50篇，泛讀文獻100篇。不僅如此，陳儒軍還要求學生離開校園超過20小時就向他請假。
如此嚴格的規(guī)定并非“拍腦袋拍出來的”，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陳儒軍稱自己帶過兩屆研究生，一直都是這樣要求的。“覺得成效不錯，才放到網上給大家共享的”。對于質疑聲最大的“16小時開機”規(guī)定，他解釋道，其實95%以上的問題都在工作時間溝通好了，其余時間除非是比較緊急的情況，比如論文的修改，一般不會耽誤學生休息。“要求學生離校請假則是出于學生安全的考慮，并不是要求學生加班。”
陳儒軍表示，之所以制定近乎“企業(yè)化管理”的學習準則，與自己對如今每況愈下的學術風氣感到擔憂不無關系。他說，“越來越多的人只為‘混文憑’”。他希望通過“硬”一點的方法來遏制這種現象，逼著學生看文獻、搞科研，也是及時和學生交流溝通的方式。他說，其實這種管理方式最早來自西門子公司，的確是一種企業(yè)式的管理，“因為我們主要從事應用性研究”，學生通過這樣的管理能夠很快適應入職后企業(yè)的要求。
更為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導師的言傳身教對學生的影響太過“重大”。陳儒軍告訴記者，不久前，他發(fā)現自己的論文被盜，且這名研究生的導師是學術界較有地位的一位“大牛”，“其實導師并不知道學生的這一行為，因為這篇論文他并未指導，學生只是為了畢業(yè)”。但這給陳儒軍敲響了警鐘，“導師不負責任，不了解學生，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fā)生”。
換句話說，“只有無能的將軍沒有無能的士兵。”陳儒軍在文章里寫道，“不懂管理藝術的導師只能期待上帝惠顧，期待招的每一位學生都自覺認真地學習。我認為優(yōu)秀的導師并不指望這些。優(yōu)秀導師首先必須掌握先進管理手段，能夠培養(yǎng)和挖掘人才。管理出人才，管理出效率。研究生學習效率的提高需要管理手段提供保障，導師的有效指導更需要管理手段來保駕護航。”
面對網絡上一片質疑，陳儒軍很無奈：在國外很多學校，這種模式都得到了認可，“可能是國內研究生教學歷史并不長，沒有形成管理制度。”陳儒軍在美國參加學術會議時就發(fā)現，自己曾經的學生到了美國留學，“變得很有規(guī)矩”，離開學校兩個小時以上便會向導師報備。“其實里面的要求都不難做到，是學生的本職工作”，他不明白為什么本來是學生分內的事，“貼到網上以后就變成了‘沒人性’”。
“放羊派”、“老板型”導師橫行，學生敢怒不敢言
相比以陳儒軍為代表的“嚴苛派”，目前一部分研究生導師采取的“放羊式”管理則讓學生輕松得多。研究生在研一修完學分后，不需要進入實驗室，可自由選擇實習或在寢室、圖書館自由研究，“需要各種簽字時才找一下導師”。這樣的模式被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彭真明稱為“導師被無能型”。
這樣的導師如今并不鮮見。一方面，有的老教授資歷較高，長期不在一線工作，對于新的研究動態(tài)和學術動向早已陌生。研究生的培養(yǎng)模式也變成了高年級帶低年級，導師很少直接插手也無從插手。學生的問題無法解決，只能自學的現象已司空見慣。另一方面，一部分導師有自己的事業(yè)，給公司做項目“接私活”，甚至自己開公司，精力并沒有放在學術或培養(yǎng)人才上，“碩士生導師”也淪為方便其斂財的一個空頭名號。
湖南工業(yè)大學教師王永就給出這樣的評價;陳儒軍現在還比較年輕，所以有精力嚴抓學風，“再過十年二十年看看，等到他成了老教授，還有心思這樣帶學生嗎?”
以往，導師“放羊”多出現于人文社科類學科，這些學科的研究生學習模式往往是以傳統(tǒng)的授課模式為主，因此學生的自由空間很多。“偶爾和導師一起吃飯，平時自己看看書，暑假還能有時間去國外旅游。”和不少理工科同學暑假只放一周假相比，中部地區(qū)某985高校公共管理學的一位研究生告訴記者，“我們要輕松得多”。
然而，當下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抱怨，這樣的方式是在“浪費時間，沒有收獲”。2005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的黃先生曾選擇一名有資歷的老教授作為導師，本以為“可以獲得更好的指導以及更多資源”，沒想到老教授脫離一線工作太久，跟不上新的發(fā)展，“問他問題，他也不知道。自己只能成天耗在實驗室，覺得特別迷茫。”于是，本應2006年畢業(yè)的黃先生選擇了提前畢業(yè)，“導師也不會留你，反正他只是把學生帶畢業(yè)。”
與此類導師形成鮮明對比，一些“老板型”導師雖然給學生很多“機會”，卻同樣遭人非議。
今年3月，一名北大研究生為抵制“科研苦力”而發(fā)聲明的事件在網絡上引發(fā)熱議。高校研究生淪為導師的“苦力”和“廉價勞動力”并不少見，學生甚至反問：“這不是很正常嗎?”導師申請國家項目或承接公司項目，而把一些基礎性的工作交給研究生來做。“每天被各種瑣碎的事情壓得喘不過氣，其實和我的專業(yè)一點關系也沒有。”上海某高校一名二年級研究生叫苦不迭，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本科同學拿的工資不少，自己卻還在向家里要錢。
通常情況下，高校給研究生的補助是每月400元~600元不等，一個項目可以得到的經費少則幾十萬元，多則上億元，但最后分到學生手中的，卻寥寥無幾。“畢竟像陳老師這樣的導師太少了。”北京一所985高校的研究生盧平聽聞陳儒軍每月給學生的項目費用超過四位數后搖搖頭，“我們曾經有個做了大半年的項目，最后才分到1000元。”
但是，大多數學生常常敢怒不敢言，還是會接下老師給的任務，“畢竟掌握著我們的生殺大權，不僅是畢業(yè)證，獎學金、補助，全都指望著導師點頭。”盧平說，自己畢竟也只是想拿到文憑，忍一忍就過去了。
研究生劇烈擴招，隊伍魚龍混雜，部分學生“動機不純”，導師坦言不好帶
當導師們被口誅筆伐之時，這場爭議中，另一群不能被忽略的主角也漸漸走進輿論視線，他們正是陳儒軍眼中那些“士兵”。
一個巴掌拍不響。正如一些網友所言：如果一個學生不是奔著學術來讀研的，再好的將軍有用嗎?“事物發(fā)展還是內因起決定作用!”
事實上，這般嚴苛的研究生規(guī)定并非首例。早在今年3月，彭真明就開始要求學生每周一至周五分別在9：00、14：45、19：00三個時間段進入實驗室時進行指紋打卡，但由于學生意見較多，最后只能作罷。
彭真明告訴記者，現在的學生大不如前了，“10年前，甚至是5年前都要好些”。他認為陳儒軍帶研究生時間不長，加上“嚴師”的名聲在外，并沒有遇到真正的差生，否則這樣的規(guī)定對他們來說“根本沒用”。和以前學生為了興趣愛好而做研究相比，現在的學生“目的不純”。
根據麥可思發(fā)布的2013屆本科畢業(yè)生國內讀研意向分析，學生選擇在國內讀研的第一理由是“就業(yè)前景好”(34%)，第二是“想去更好的大學”(29%)，而“想做學術研究”的比例只占9%。
“以前的學生很能干，做算法、做軟件，現在學生很多裝個系統(tǒng)都要求人了。”彭真明稱現在學生“技能越來越差，想法越來越多”。
不過，對一些學生而言，這無可厚非。就讀于華中科技大學的研究生胡一坤告訴記者：“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熱愛科研從事科研吧。”在他周圍，讀研的同學大多還是為了將來能有好的就業(yè)前景，文憑能夠給他們一種“安全感”。巨大的就業(yè)壓力，讓他們覺得“輸不起”，“不可否認我也是其中一員”。
事實上，這其中一個重要的制度背景是，和過去一個導師只帶一到兩個研究生的“一對一”模式相比，在研究生擴招的大環(huán)境下，如今一個導師更多地是在面對多個學生，一般來說，兩三年下來也只有一半的學生能“做事”。彭真明告訴記者，這樣一來，真正能自主自覺學習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學生不知道該怎么去學習，需要導師的指引。
師生關系變質，何時回歸學術?
在研究生導師們看來，如今的師生關系和他們求學時已經大不一樣了。“那時老師就帶我們兩個學生，每天都泡在實驗室。”陳儒軍回憶，過年時他還會到導師家里吃年夜飯，而現在一個導師帶七八個學生，很多學生可能一年到頭也沒見過導師幾次面。
“現在的師生關系更像是一種各取所需。”胡一坤承認，自己對于純粹的科研的確不感興趣。在當下一切“向錢看”的社會環(huán)境下，不少研究生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學生，高校也不再是一座象牙塔，學生希望早日獲得文憑出去工作，學校的研究環(huán)境并不能給他們想要的，所以自己找實習、接私活甚至創(chuàng)業(yè)的學生越來越多。
今年3月，本報就曾報道過這一現象，對那些可以幫助自己找到好工作、發(fā)表足夠分量文章的導師，學生們常常是削尖腦袋“瘋搶”導師，請客吃飯送禮等各種手段全都用上了;而那些默默無聞、專攻學術的導師則是“門前冷落車馬稀”。
相應地，導師們也有自己的打算，評職稱、拿經費，他們所關注的也不再只是“培養(yǎng)一兩個杰出的人才”。這也就不奇怪為什么很多網友在陳儒軍的博文下這樣評論：“現在這樣的導師太少了”。
彭真明認為，許多70后80后導師心態(tài)變了，“沒那么有耐心了，學生畢不了業(yè)導師也要負責任，混畢業(yè)了，就沒啥責任了。”與其把無心學術的學生綁在學校，還不如給他們文憑，幫他們畢業(yè)。
美國康奈爾大學植物研究所博士高山對國內研究環(huán)境感到失望，甚至覺得“爛透了”，所以他選擇了出國。國外純粹的師生關系讓他“比較滿意”，他告訴記者：“我常懷念以前的孔子學院，沒想到現在只能在異鄉(xiāng)實現科研的愿望了。”但高山還是期待國內研究生教育現狀能夠有所改變。
事實上，對此次處于輿論漩渦中的陳儒軍，他的學生對這位“最嚴導師”并未表現出爭議中那樣的“反感”。“早就聽說陳老師是這樣的風格，老師很不錯，本科的時候就跟著老師做過項目。”陳儒軍的研究生張明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自己當初就是沖著陳老師來的，“陳老師在學生中人氣很高，生源很好。”
陳儒軍告訴記者，張明剛讀研時寫作水平很差，每次匯報都有不少錯別字。但一年的訓練讓他的寫作水平和英語水平大幅度提高，“每周的匯報還是有用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陳儒軍指導研究生的成績“還不錯”，比如，他所帶第一屆研究生全部進入中興通訊從事開發(fā)工作，這在中南大學該專業(yè)是首次。“甚至有已經工作的學生辭掉工作，重新回到我的團隊。”
不少網友就此將陳儒軍的最嚴十五條規(guī)定稱作是向學術關系回歸的一種嘗試，“師生間不就應該是這樣一種純粹的治學與求學嗎?”
(應受訪人要求，文中學生名字均為化名)
官方微信掌上張家界
掌上張家界APP
日報騰訊微博
日報新浪微博
數字報
